事迹是优秀的，所以大家在写之前一定要理清思路，小伙伴们在准备事迹材料的过程中务必要注意格式正确，好美篇小编今天就为您带来了于敏先先进事迹6篇，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于敏先先进事迹篇1
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 摄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于敏先先进事迹篇2
2019年1月16日，惊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为中国失去了氢弹主要的一位研究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科学大家，为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道德高尚的良师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氢弹原理研究。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长。
记得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所里开大会，钱三强所长向全所职工介绍所里工作情况，谈到人才培养时，就表扬了于敏，“于敏就是我们国内自己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刚到所里工作的新大学生向于敏同志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产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一个国际核物理的会议，我负责照料于敏在杜布纳期间的生活，并在开会时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敏。我发现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强，有一些我没翻译的地方，他也都听懂了，这源于很深的业务功底。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于敏应邀在会上作了激光核聚变的主旨报告，王淦昌先生等当时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子能院从事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团队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离我们不远的于敏先生听到了，他也跑过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合影，大家拍手欢迎，可见他对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对我的工作帮助也很大。1965年，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后，被调往青海工作，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的测试工作。为了验证武器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在热试验中要测量核武器设计中许多关键的物理量，要进行很多探测设备的设计和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理论部对物理测试有什么要求，物理测试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满足检验理论的要求。这时于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有时候，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来专门向他请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后有时有些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或许还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专门跑去找于敏讨论、请教，每一次他都是那么谦逊、耐心地和我们讨论，直到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在氢弹研发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和于敏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向领导和技术骨干介绍突破氢弹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邓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绍的理论方案，当时心情都十分激动。我们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也按照理论的要求，准备了物理测试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对后来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氢弹原理性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测量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它不仅达到了原定的设计指标，而且还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当量。
于敏不仅精通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验的典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有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响着我测量数据的修正效果，我想解决它，也看了好多书，请教过许多同志，都没解决。有一天在会议休息的时间，我把问题告诉了于敏等人，他们说可以帮忙。在散会的那一天，他把写了好几张纸的推导给了我，我当时又感动又佩服。
在国家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于敏的真知灼见对我们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规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论物理基础、渊博的知识，又熟悉许多具体的实验技术。在小组会上，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同志的发言，又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发表他的见解和分析。我们听了后，总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他最擅长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对立面，并加以解决。这可能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我和于敏最后一次的交谈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春节茶话会上。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在远处看见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们高兴地相互问候，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
今年，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的师长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爱戴他，敬仰他，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并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学习于敏的光辉榜样，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铭记心中，继续前进!
愿于敏先生安息!
于敏先先进事迹篇3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于敏先先进事迹篇4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于敏先先进事迹篇5
一个绝密长达近30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越神秘，人们越想了解他。
今天，让我们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于敏先先进事迹篇6
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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